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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记者陈飞摄
马光选李凤竹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前期，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积极承担远赴上海等地参加淞沪会战等正面战场战役的重任；抗日战争后期，云南各族人民英勇担负起构筑抗击日本侵略者西南屏障的重任；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云南人民举全省之力，承担起战时后勤保障的重任，为全民族抗战胜利贡献了云南力量。
三迤健儿直接参与抗日战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云南各族人民直接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正面战场和滇西作战中，勠力同心、血染疆场，以巨大牺牲铸就三迤健儿的民族丰碑。
其一，滇军驰骋全国正面战场。在抗战期间，据国民政府“国防部”档案记载，云南先后组建第60军、第58军和新3军，共计40余万三迤健儿奔赴抗战前线，在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和中条山战役等战斗中，展现出铁血忠勇、视死如归和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其中，1937年10月，由卢汉率领的60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这样的英雄气概使得李宗仁在给龙云的电报中由衷感叹：“六十军将士忠勇奋发”。日本报纸也大发议论：“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
其二，云南人民参与滇西抗战。滇西国土受侵后，云南各族人民奋起反抗，积极组织民间力量，以各种形式参与滇西抗战，共同抵御外侮。1942年1月，日军从泰国入侵缅甸，中国政府为保卫滇缅公路，决定派中国远征军出国抗日。1942年5月，远征军在缅甸战场遭受重创，被迫退至云南，日军趁势占领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中国远征军、滇军以及云南各族人民为收复滇西失地、打通中印公路，在松山战役、腾冲战役和龙陵战役等重大战役中奋起抵抗日寇，为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东西夹击的罪恶企图做出巨大贡献。
其三，在滇知识青年投笔从戎。在西南联大历史上，不少学生在民族危亡之际，投身于多种战时工作。据统计，西南联大8000多名学生中，参加抗战的学生总数不少于1100人。其中，为满足抗战时期援华人员配备翻译人员的迫切需求，西南联大大部分参军学子承担翻译重任。部分译员因战事需要到抗战前线去，被分配至滇缅战场的美军联络组、飞虎队司令部及驻印军，负责情报、武器操作指导等方面的翻译工作。
全民同构抗战西南大后方
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在交通运输通道建设和运营、军用器械制造和粮食捐款补给等方面贡献巨大，对战时后勤补给起到关键支撑作用。
其一，全员共筑战时运输生命线。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打通并运营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成为当时中国接收国际援助、运输战略物资和开展对外贸易的生命线。在滇缅公路修筑过程中，云南各族人民自备干粮，肩挑锄挖，风餐露宿，在短短8个月时间内构筑起中国抗日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日本从缅甸侵入云南之后，云南从抗战大后方变为抗战前线，在滇缅公路已被日军阻断的情势下，中美两国决定联合开辟驼峰航线。云南人民在建设驼峰航线机场时，由于没有工程机械助力，全靠民众自带简陋工具，肩挑手提完成所有工程。
其二，全域共建云南战时工业体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确保长期抗战必备的军事补给，壮大和发展军事工业，国民政府集中财力物力组织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和中央无线电器厂等企业迁至云南。其中，建设在昆明海口的第五十一兵工厂，于1941年6月试制出中国第一挺机关枪，而后实现量产，于1941年至1945年间生产出15000余挺机关枪，并修理火炮970余门、轻重机枪8000余挺、步枪2200余支，制造出难以计数的军工配件。
其三，全民动员保障战略物资供应。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各族人民以粮食、衣物和家畜生禽等资源补给为抗战胜利提供坚实保障。在筹粮方面，云南从1933年开始在全省实施积谷备荒制度，到1937年云南全省储备积谷2145万多公斤。1944年，为支援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攻，滇西各县筹集谷物1650万公斤。在捐款方面，云南人民积极响应抗敌后援会捐款购买飞机的号召，于1941年捐献出飞机30架，名列全国第一。在捐物方面，云南于1941年底超额完成募集百万双布鞋的任务，至抗战结束捐献寒衣总数在200万件以上。在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间，每日向驻滇美军供应肉牛40头、生猪60头、鸡1000只、鸡蛋6万个、面粉150袋及蔬菜6000公斤。
各界共同打造精神高地
在全民族至暗时刻，云南知识分子、青年学子和社会人士等以“教育救国”为宗旨，以“媒介抗日宣传阵线”为利刃，在硝烟中构筑起一道无形的思想防线，为抗战时期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
其一，西南联大的“教育救国”实践。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刚毅坚卓”的校训，树立起引领全民族砥砺前行的精神火炬。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西南联大的教授学者撰写或出版的书籍达百部以上，并开设1600门以上的课程，培育出以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朱光亚和邓稼先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在民族危亡时刻保存了国家的文脉和学脉，践行了“文化抗战”和“教育救国”的文化使命。
其二，报纸媒体的“媒介抗战”宣传。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社会各界发起“媒介抗战”。其中，西南联大通过进步壁报《群声》《腊月》《冬青》《热风》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抗战前线战况；昆明本地的《云南日报》《云南国民日报》《朝报》《中央日报（昆明版）》等报纸，将区域责任融入全民族抗战的语境之中，实时报道战争进展，盛赞将士英勇善战事迹，成为提振民族抗战士气的媒介阵地。
其三，文艺人士的“艺术抗战”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文化人士、艺术家流亡云南，根据抗战前线和后方的战事战况等宣传需要，创造出各种形式的抗战文艺作品。以抗战戏剧为例，由“金马剧社”出演的《血酒卢沟桥》《夜光杯》《八百壮士》；由“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戏剧股”出演的《无名小卒》《死亡线上》；由“省立昆华农业学校剧团”出演的《保卫卢沟桥》《当兵去》等戏剧表演，既满足了战时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也极大地激发了云南各界的抗日热情。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各族人民通过直接参与正面战场抗战、保障战时后勤、构筑民族精神高地的抗战历程，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地方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实现抗战精神在战争淬炼和历史积淀中逐渐转化为可感知的地方叙事和精神资源，进而熔铸成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抗战精神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成长为云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脉。
[作者分别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助理；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4XSH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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